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如今的翻天覆地，穿越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中医人接续奋斗、勠力拼搏，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述往思来，向史而新，回顾建党100年以来中医药发展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为促进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汇聚磅礴力量。

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医疗卫生实际出发，提倡使用中医药为军民健康服务，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对中西医发展的认识——

“医院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亲笔写下刚成立不久的红军医院——红光医院中西医合作创立中西医两法治病的模式。当时，由于广大农村地区严重缺医少药以及国民党的封锁等原因，红军面临的医疗卫生环境极其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革命根据地的自然资源优势，主张中医与西医团结合作、使用中医药，提倡“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并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提出‘中医科学化’及‘中西医合作’的理念。”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首席研究员朱建平介绍。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为了万千军民的健康，注重发挥中医药作用的医疗卫生模式在星火燃起的革命根据地逐步推开。

逆境中的探索：中西两法治疗

1927年，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带来了初燃的星星之火。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威胁和对根据地的残酷封锁，起义军一路上战斗不断，还面临着缺乏御寒被服、药品及粮食的困境。

毛泽东曾在报告中提及当时困难的情形，“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过多的伤员给红军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如何想办法克服困难开展医疗卫生工作？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事实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科学化”的浪潮席卷整个社会，西医因手术治疗等诊疗技术表现出的显著疗效被称为“科学医学”，废止中医的舆论愈演愈烈。对于中西医，青年毛泽东却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医道中西，各有所长”，其医理各有特点。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便明确提出“医院要聘请中医师，要成立中医科，组织人员采中草药。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

“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守护中华民族健康和繁衍生息数千年、疗效确切又较为容易获得的中医药无疑成为红军的首选。此外，当时红军中的大多数人员都来自工人和农民群体，他们对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接受程度很高。”朱建平说。

很快，中医药被投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实践中。

1927年10月，红军在茅坪村的攀龙书院设立了留守处与医院，部分伤病员在医院治疗，部分则分散于老百姓家中照护。当时的医生都是当地或周围村镇的中医，所用药物除了少量碘片外，主要是中草药。

井冈山会师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扩大，红军官兵们募捐集资，自己动手，在茨坪西北面的小井村建立了一所能容纳200多名伤员的“红光医院”。由于西药严重匮乏，内科疾病多用医务人员自行采集的中草药开展治疗。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在回忆红军医院时说：“看病就到大井的一个破庙里去看，大井是中医，吃中药。西医、外科是在小井。”中医成为当时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普遍应用于红军医院对伤员的治疗中，并且中西医相互配合，为红军卫生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1931年，中央红色医院建立，院长傅连暲是当地有名的西医。毛泽东曾对傅连暲说：“目前红色医院十分困难，要中西医都用，连民间土方也要研究，不要看不起。中西医合作，洋医生要和土医生合作。”因此，在中央红色医院也用中医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位中医，还曾在此坐诊。她精心为官兵和地方群众治病疗伤，有时还亲自熬药。

实践深化认同：“轻视中医思想必须克服”

在红光医院，中医药的实践凝结了当时医疗卫生人员的诸多心血。

“当时，医务人员下定决心攻下缺药‘难关’。开始他们不懂如何采制中草药，就向当地老农请教，向土郎中学习。”井冈山大学教授张泰城介绍，为寻找中草药，他们不怕毒蛇和荆棘，走遍了各个山峰，挖到中草药达70多种。白天上山采药，晚上炮制药品，还从群众中学习和总结了很多治疗伤病的有效药方。

在井冈山时期，由于部队频繁转移和交通不便等因素，许多伤病员或随军治疗，或被留在老乡家里养病，这其中也广泛运用中医疗法。

1929年，在红五军战斗的李聚奎突患重病，终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被留在乡亲家中养病。当地百姓见此情景，到处打听中医为他看病，最终从江西萍乡寻来一位有名气的老中医，吃了几服药后，李聚奎的病就逐渐好了起来。

1931年，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现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提倡使用中草药代替西药，比如用小柴胡汤代替奎宁、阿司匹林，发动学生采集中草药和制造中成药，提倡运用中医和民间医疗方法，完成红军的医疗救治任务。在过草地时，学生与病房人员每天早晨都要先采好麻黄、贝母、知母、车前子、大黄、柴胡等中药，用以治疗部队常见的下肢溃疡、痢疾、疟疾、伤风感冒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33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立了中医院，有住院部、诊断室和中药房，有中医生30余人，大量运用中医中药、针灸等治疗伤病员，动员医务人员“研究中药代替西药”，采集草药、煎药及丸散膏丹的制备，以便携带，适应部队的需要。

“在长征结束后，‘中西医并用’的传统也得到了继续发扬。1940年初，延安还成立了八路军制药厂，集中提炼、制备各种中药制剂。”朱建平介绍。

同时，在地方遇到流行性疾病时，共产党也较为重视中医中药的使用，一面派西医前往治疗，一面号召和动员当地中医，进行防治。在晋察冀边区，疟疾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威胁，在军队和边区都时有流行，最高峰时部队一年发病14000余人。那时，共产党号召和推广使用中药和针灸，采用军区自制的疟疾丸和中药汤剂等进行治疗。

1939年7月，边区政府组织中医成立保健药社总社，边区各县纷纷成立分社，许多中医参加工作，部分缓解了卫生资源紧张的状况。在野战卫生部的工作指示中，明确要求“轻视中医的思想必须克服，中医在部队中与西医应有同等地位”。部队的团卫生队、旅卫生处大都有一名或数名中医。

初步形成方针：中西医合作和中医科学化

历经连年战乱，边区面临严峻的卫生形势，必须加强医疗卫生工作，而仅靠少数的西医无法完成这项重任。中医数量较多，但水平参差不齐，加之“科学化”等思潮的影响，中西医之间互不信任的不团结现象难免存在。

1940年6月，为了响应“团结”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边区政府民政厅召开国医代表大会，指出要“承继祖先的遗产（中医），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地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方向前进”，同时宣布成立边区国医研究会。“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同年11月，毛泽东在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1周年大会时明确指出。

1941年初，毛泽东患肩周炎，采用物理疗法治疗后并未治愈，复发后更为严重。他决定请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中医李鼎铭诊治。经过医治，毛泽东的病区渐渐好转。一次，毛泽东向李鼎铭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肯定他，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再次强调中西医合作，他说：“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再次从边区的卫生工作实际出发，指出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次日，为了讨论中西医合作问题，文教会议组迅速组织了中、西、兽医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和将来，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并指示成立延安中西医药研究会，吸收中西兽医参加。

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中西医合作和中医科学化等理念初步形成，经多年的实践，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卫生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