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南宁，88岁的周民霖不仅精神矍铄，还能经常去游泳。和他同城相距半小时车程的哥哥周民震身子骨也依然硬朗。离休前，哥哥周民震曾担任广西文化厅厅长、全国政协委员，弟弟周民霖也曾担任广西总工会主席。

安享晚年的兄弟俩都很满足目前的生活状态，因为，这正是他们年轻时和一大批进步青年所追寻的幸福生活的样子。

两位老人年少时就积极进取，为了跟随共产党的脚步谋求幸福之道，不惜与在国民党担任高官的父亲决裂。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进周民震老人家里，跟随两位老人的记忆，一起回顾他们这大半生的峥嵘岁月。

启蒙：红色摇篮孕育进步思想

1946年考入广西柳州龙城中学时，周民震不满14岁，周民霖才12岁，高小都还未毕业。

这是一所成立于1935年的私立学校，创始人高天骥的父亲高成忠，是当年响当当的桂系军官。

辗转香港、上海等地求学的高天骥毕业回到柳州，看到当地教育事业奄奄一息，“中华民族子孙后代不能没有文化，官家不办，老百姓办！”高天骥拒绝了父亲想让他当官从政的建议，选择走“教育救国”的艰难道路。

高天骥改革教学，提倡民主办校，允许各种进步思潮的讨论，公开演出抗日话剧《塞上风云》《魔窟》等，同时还支持和资助陶奈夫等三位同学秘密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高天骥还当选了柳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理事长。

解放战争时期，高天骥思想更加倾向革命，靠拢共产党，聘任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教师。他公然拒绝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学校活动。在白色恐怖下，高天骥硬是把龙城中学办成了红色摇篮。

在这里，一大批进步之士带领学生在知识中寻求救国之路。富家子弟周民震和周民霖，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龙城中学是柳州地下党的重要据点，在龙中教书的地下党员前后有30多人。地下党柳州特支就设在龙中，陈光是书记，梁华新和侯信是委员，他们以龙城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领导柳州全市的地下党革命斗争。

在龙城中学，周民震和周民霖同班同桌同铺，最早的班主任就是陈光，他经常教导大家要多读书、读活书，“了解中国社会，探索拯救中国社会的方法”。

当时陈光、梁华新、罗杰林、沈章平等教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起义，十月革命烽火，“二七”大罢工和 “上海五卅”惨案的始末……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14岁的周民震和12岁的周民霖，也有着这个年纪男生惯有的顽皮，爬窗越墙、下塘上树、打斗摔跤、用弹弓打鸟……但考试成绩出色，各科皆优。

后来，陈光离开龙城中学时在周民震的纪念册上写下：“你聪明，你活泼，要好好学习上进，将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陈光在周民霖的纪念册上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几句临别赠言，对周民震、周民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到了初二，周民震、周民霖都忽然像变成了另一个人，窝在教室埋头看书。

当时，学校图书馆趁国共和谈的短暂时间，从香港、上海购买了许名中外著名文学书籍。在这些进步书籍吸取政治和文学营养，周民震、周民霖和一些同学从此在心中埋下了红色的种子。

“是文学把我迷住了，我像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紧紧抓住周民震那颗动荡之心的，还有他后来的班主任丘行老师。“他常在课外时间给我们朗诵小说，如《第四十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片段，还有中国的抗日故事”。

课余时间，周民震、周民霖和班里几个“书迷”总是暗暗比赛看谁读的课外书多。周民震自己两个学期里读了20多部长篇小说。他俩形容自己“像个贪婪的猴子来到一棵结满鲜桃的树下，吃得双腮鼓起、肚子凸起，手上还抱着一堆”。

行动：创办“奔流社”凝聚革命力量

书看多了，周民震、周民霖的作文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丘行每周都会朗读学生中写得好的作文并加以点评，兄弟俩和几个爱读书的学生，其作文常常被老师点评。

他们发觉，正义、人道、革命的思想情感潜移默化地渗入自己心灵，影响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于是，周民震便与陶溢、李应宏、赖瑞明酝酿成立以研读和宣传革命的进步文学为宗旨的奔流社，丘行鼓励扩大奔流社组织，以爱好文学为口号发展了数十名学生参加。

1947年10月19日鲁迅1周年忌日那天，奔流社正式成立。

15岁的周民震被选为社长，参加的社员有潘瑞才、叶肇盈、赖瑞明、周民霖、明乐、刘明文、陈盛德、刁蕴冰、陶溢、陶渲、覃裕然、苏鉴、贺致华、陈丽贞等。

这群进步少年聚在一起，写小说、散文、诗歌，出版刊物《奔向太阳》，抨击当局的反动腐败，揭露社会黑暗，向往解放区的新生活，引起全校师生的关注和赞赏。后来，他们还出版了油印本、石印本，社员们是写稿的主力，由刘明文负责主编，在学校广为传播，逐渐影响到校外。

这一时期，周民震在《奔向太阳》发表了一篇小说《清明祭》，影响较大，一个持反动观点的高年级学生把他逼在墙角。

“你吃了豹子胆？ 敢公然写小说骂国民政府？”

“那是事实，我回农村家乡亲眼见到的。”

那位同学猛推了周民震一把说：“以后再写不但要收拾你，还要把你老子抓进监牢。”

面对这样的威胁，周民震笑了笑：“谁敢？知道我老子是什么人？”

“大不了是个小老板。”对方“哼”了一声说。

周民震毫不示弱，指着他的鼻子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周公谋。”

这让对方瞪大双眼，说不出话来，悻悻然溜走了。

这一场景，周民震至今记忆犹新。在他后来写的相关回忆文章中，也有描述。

那段时间，周民震这位社长，组织大家以奔流社名义召开文学讲座、小说研讨会和读书报告比赛等，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大了，就惊动了反动当局，派了柳州市的中统特务徐来，专程到学校找到周民震斥问。

周民震回答：“我们只是爱好文学而已。”

徐来说：“那好呀！张恨水、林语堂、梁实秋，还有胡适，都是大文学家，向他们学习嘛”。

年纪虽小，但胆子却不小的周民震语气强硬：“向谁学用不着你教，你不是专门抓共产党吗？可惜我们不是，也不够格，我们只是初中学生。”

转折：“名亡实存”加入“爱青会”

这样的时光是短暂的，不久之后，奔流社及刊物《奔向太阳》被国民党有关当局明令取缔。

周民震等人本打算组织同学去柳州专署抗议，被丘行劝退：“抗议授人以柄，暂可不必。”

有年轻气盛的同学不听，“‘奔流’着的大江大河能被阻断吗？”面对大家一腔热血，丘行说：“我不是教过你们‘名存实亡’吗？ 现在我们把它倒过来‘名亡实存’不好吗？”

于是，“奔流社”改称“读书会”，转入地下。刊物《奔向太阳》停办，取而代之的则是每周组织壁报比赛和单篇活页文选传播。

奔流社转入地下，柳州党的城工委从此把它当作党的外围组织来操作，大部分社员被引导加入了地下秘密组织——“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简称“爱青会”）。

1948年7月1日，周民震参加了爱青会，成为党的地下工作成员。同年10月，周民霖也加入了爱青会。

周民震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秘密宣誓的誓词中有“在党领导下，为积极从事旨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秘密革命工作而献身”。

1948年春，党指示地下奔流社成员积极竞选学生自治会，周民震还被推选为龙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民霖当选学治会学习部长。当年秋天，兄弟俩还以初中第五学期的学历，跳级参加柳州全市中考，两人都以优异成绩被龙城中学高中部破格录取，成了高中一年级学生。

1949年元月，周民震由地下党员老师丘行介绍，经中共柳州城工委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未满17岁，成为一名不到年龄的特殊党员。

1949年3月，年仅15岁的周民霖也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柳州市年龄最小的布尔什维克。奔流社大部分社员都陆续参加了爱青会，而后加入了共产党。

高潮：反将一军发动“寻师运动”

1949年5月，周民震以及刘文明、周民霖等学治会领导人带领全校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寻师运动”。

那年5月14日，柳州地下党在全市大规模散发传单，其中就有“警告柳州特务书”，公布了16名罪恶较大的特务名单。

反动当局为了报复，计划5月20日在龙城中学逮捕丘行、方宏誉、毛恣观、罗杰林、唐美真等5名进步教师。柳州地下党从内线获取到情报后，决定5名地下党员教师19日晚9点在地下党员护送下撤离柳州。

第二天，周民震、周民霖根据地下党指示，以学生自治会名义组织龙中寻师委员会，发起寻找失踪老师的“寻师运动”，以揭露并打击敌人迫害的嚣张气焰。

“寻师运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周民震带领进步青年组织众多学生上街宣传老师失踪事件，张贴“寻师广告”，还派刘明文、周民霖等同学到伪柳州警备司令部、伪柳江县政府等递送“寻师呼吁书”，要求当局“还我老师，我们要读书”。

他们还在当时的《广西日报》上登载大幅“寻师广告”，召开记者会，轰动一时，将反动当局迫害进步教师的丑恶面目公布于世，得到了广西社会各界和各个学校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

当时柳州的特务组织派系很多，他们互相猜疑，都以为有人为了邀功先下了手，结果，反动当局不但没有抓到老师，反而被共产党打了一记闷掍，产生了内斗。

显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1949年9月，伪广西省政府公然下令解散龙城中学。地下党立即把一大批进步教师和学生转移到农村游击队和其他城市做地下工作。周民震和周民霖也转移到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开展武装斗争。

选择：早做好了和家庭决裂的准备

周民震和周民霖两兄弟，从书本中受到启发，学生时代主动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和父亲所期待的以及为他们铺就的人生之路截然不同。

也正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他们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思想准备，“父母亲如果不投奔革命，不弃暗投明，只有一条路，断绝关系，跟父母亲决裂。”从接受革命思想以后，兄弟俩就做好了总有一天要跟家庭决裂的准备。

1949年，周民震、周民霖的父亲在香港订好了房子，要求全家搬过去。当时他们参加革命的大哥早已与家里断了联系，二哥三哥都是大四学生。父亲承诺即将大学毕业的两个儿子可以到美国留学，周民震、周民霖也可以到香港最好的学校继续读中学。

“不是不想读书。”兄弟俩坦言，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才上高一的他们其实也想多读书，但是，当时时代正处在大变革之中，党的目标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这个大目标下，兄弟俩心中熊熊燃烧着一团革命的火焰：“要为新中国的诞生作最后的战斗，哪怕是以付出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所以最终只有父母和大姐一家去了香港。

“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心，就是要跟家庭决裂，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周民震说，就是要做到入党誓词中“服从党的利益，要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不仅如此，解放后，周民霖与他三哥还把自己家里的所有财产都交给了当地农会。“我们在农村家乡有田地和房屋，在柳州也有一栋楼房，还有不少古董文物、很多家具，一些金银首饰，当时我三哥在柳州龙城中学当教导主任，我动员他统统把这些交给了农会，获得了家乡农会写信表扬，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周民霖说。土改结束，周民霖因阶级立场坚定，工作成绩优异，在融安县立了三等功，获广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广西土地改革奖章”。

在人生的关键时期，选择这样的道路，周民震认为，这与身边作为地下党员的老师们的引领和他们长期从书本上获取知识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实践锻炼也很重要。“腥风血雨的地下斗争，弹雨硝烟的游击战争，都是血与火的洗礼！”

解放后，17岁的周民震当上了解放军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广西剿匪战斗，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事文学创作，写了13个电影剧本，被拍为电影，其中大部分获奖。他曾被选为十二大党代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周民霖也深刻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恩情。解放以后，周民霖16岁当乡长，后调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西省委，任组织科长，副县级待遇，那一年，他21岁。

历经沧桑岁月，如今，回忆一路风雨兼程的几十年，周民震和周民霖觉得，虽然也受过委屈，但周家几兄弟都过得很好。大哥周一峰，大学时代就加入地下党，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父亲作了决裂，新中国建立后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二哥三哥后来都在大学当教授。周民震成为著名作家，又是广西文化厅厅长，周民霖也曾先后担任中共南宁市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党对我们的培养教育很重视，我们至今感觉到十几岁时就坚定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选择跟着共产党走是正确的。”更让周民震兄弟俩欣慰的是，后来，在香港的父亲看到祖国日益强大，也回了大陆。“1964年，香港给了父亲回乡证，表明到了内地以后，觉得不满意随时可以再回香港。过了罗湖桥，父亲就当众撕了回乡证，决心就在祖国住下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