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包围，政治争取，北平和平解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一个光辉范例，被誉为“北平方式”。

作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一个不足百户、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五里桥村被载入史册。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次和谈，吹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号角，最后一次的五里桥和谈，更是彻底叩开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门。如今，竖立在常营乡东高路东侧五里桥公园里的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仍在为后人讲述着战争年代革命先辈们的军事韬略和丰功伟绩。

和谈序曲：

军事压力政治争取双管齐下

早在勾勒平津战役的战略构想时，中国共产党就把争取傅作义率部起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分几条线做傅的工作。

在此之前，共产党已经在傅作义的身边留下“棋子”。1946年的一天，化名张治公的王玉受党中央委派，找到了跟党组织失去联系7年的中共地下党员阎又文。

此时的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的职务和地位已经很高，除任傅作义的秘书外，还兼任第12战区长官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以及傅部的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

阎又文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不为小的局部战场情报而暴露，潜移默化地对傅作义施以政治影响。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态势。中共中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对傅作义在武力斗争的准备下，积极进行政治争取。

1948年10月上旬一个周日的上午，中共平津南系学委领导派人赶到前门东站，拦下正要上火车返津的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让本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她回到其父身边。

回到北平后，傅冬菊惊奇地发现父亲竟然在读毛主席的著作，还用红蓝笔勾画了重点，于是便经常偷偷将解放区的进步杂志和书刊放在父亲的书桌上。傅作义有时会翻看。

傅作义顾虑重重。对战多年，共产党真的能接受他吗？若和谈成功，多年来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部下如何安置？傅冬菊一一汇报给地下党组织，再依据党组织的指示，回来细细劝说傅作义，打消他的疑虑。

同时，地下党学委还起用了中共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书记李炳泉。李炳泉曾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机关报《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其堂兄李腾九是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少校处长。李腾九对时局已有悲观之意，在李炳泉的劝说之下，他的疑虑和防备彻底消除，答应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地下党学委崔月犁也通过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等人一同做傅作义的工作。

11月底，东北野战军源源不断进驻北平周围，傅作义在办公室如坐针毡，思想情绪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傅作义每天的神情、言谈、活动，甚至一些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都及时被汇报给北平地下党。这对于平津前线指挥部做出及时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2月初，东野和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住了傅作义部南逃、西窜的通路。

傅作义感到了和谈的迫切，于是授意李腾九与共产党联系。学委决定派李炳泉与傅作义秘密接触。

1948年12月10日，李炳泉被傅作义请进了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当得知李炳泉曾在《平明日报》任职时，傅作义很是吃惊：原来共产党人就在自己的报社呀！

这次见面中，傅作义终于下定了谈判的决心，请《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作为自己的代表，由李炳泉带路，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北平和谈的桥梁悄然搭建起来。

第一次和谈：

傅作义派代表秘密出城

1948年12月13日，李炳泉带着崔载之等4人秘密出城。不料出城不远，就被傅作义巡查部队拦截，崔载之携带的电台被发现，其中缘由不便直说，他们一行人只好原路返回。

12月15日，李炳泉和崔载之等人再次秘密出城，崔载之放弃了电台，这才一路搭汽车、三轮车和步行，终于到达了解放军前沿阵地。可是他们又没与城工部来接头的人碰上，李炳泉只好请求路过的部队将他们当作“俘虏”送往司令部。

几经波折，李炳泉、崔载之一行终于来到距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蓟县孟家楼不远的八里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负责接待。苏静回忆，这里原是村里一个地主的宅第，时值隆冬，天气寒冷，双方索性就坐在炕上或围在火炉旁，随便交谈如同闲聊天儿。但双方心里都很清楚，目的也很明确——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

对于这次谈判，解放军方面也是严格保密。一封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电报中写道：“贺、陈、杨、何：（一）盼你们派兵将傅作义之代表经北平以北到达三河与我们谈判，（二）望注意勿向部队泄露此事，以免松懈战斗准备，护送部队沿途须严守秘密，护送的指战员皆不应知道此事，以免发生个别战士逃跑泄露机密。”落款是“林、罗、刘”。

“贺、陈、杨、何”即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的首长贺晋年、陈仁麒、杨春甫、何廷一，“林、罗、刘”是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安排下属进行接待的同时也将此事电告中央。

中央军委迅即回电，对这次谈判的原则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即“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

12月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与崔载之开始正式谈判。双方交换意见后因条件差距很大，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谈判结果，中共中央早有预料。16日16时，军委给林、罗、刘的电报中就指出，“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第二次和谈：

双方草签会议纪要

果如中共中央所料，时隔半月，傅作义第二次派出了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少将民事处处长周北峰。周北峰是傅的同乡，曾多次代表傅与中共进行接触。同行的是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由于受到双方的信任，他作为和谈的第三方代表居中调停。

两次谈判期间，华北战场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2月22日，傅作义的嫡系主力部队第35军在新保安地区被歼，23日，张家口守军被歼。新保安、张家口之战斩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也给他以巨大的精神打击。

和平解放北平的时机日趋成熟。

此时发生了一个插曲。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曾公布了一份国民党军队中43名头等战争罪犯的名单，傅作义是第31名。傅作义非常愤怒，悲观失望至极。

1949年元旦，毛泽东电示林彪平津和谈六条意见，提出了我方的原则立场和政策，表明了我方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诚意，还提到：将傅列为战犯，他可借此做文章，和平解放北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这无异于是给了傅作义一副对症的良方。

李炳泉授命背下了450字的六条意见，回北平向傅作义转述。傅作义听后如释重负，情绪大有好转。

1949年1月6日清晨，周北峰来到张东荪家，崔月犁告诉他们此次的联络暗号是“找王东”，并让张东荪的儿子取了块白布缝在一根棍子上面：“通过火线时就摇晃这个旗子走吧！”二人在通过前沿战壕时遇到解放军战士，于是摇晃小白旗，果然被战士领到了指挥所，翌日下午被顺利护送到八里庄。8日、9日上午，他们分两次与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等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中共提出改编国民党军的方案，对傅作义等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谈判取得很大进展，双方草签会谈纪要，约定1月14日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期限。

傅作义此时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谈判期间仍继续修建天坛、东单两处临时机场。城内地下党同志及时提供情报，解放军用炮火封锁了机场。

第三次和谈：

不谈天津只谈北平

1949年1月12日清晨，一队解放军来到通县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庄——五里桥村（后划归朝阳区），他们对村里张家大院室内外陈设重新进行了布置，还从“东兴居”饭庄请来了厨师。顿时，小村子热闹起来。人们议论纷纷，猜想着这里可能要来大人物！

由于干部严守秘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人们才知道，当时来这里的竟是共产党和傅作义的代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就是在这里达成的。原来，平津前线司令部移到了通县宋庄，所以第三次谈判地点转移到了五里桥。

1月14日午后，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携民事处处长周北峰等一行4人，出城来到五里桥村张家大院。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到门口迎接。

解放军在同一天开始强攻天津，敲山震虎。

一见面，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表示：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今天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的问题。

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解放军全歼天津国民党军13万人。天津被攻克后，北平成了一座孤城，20多万守敌完全处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中，傅作义已经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1月15日上午，谈判正式开始，一直持续至深夜，进展顺利。当日，双方就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指定地点进行改编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问题初步达成协议。

1月19日，双方代表根据在五里桥签订的协议，逐条具体化，并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修改后，作为正式协议。21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分别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22日，傅作义在协议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正式对外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文。

和谈后续：

不扰群众过年推迟两日入城

解放军原本计划1949年1月29日进入北平接防，但考虑到这天是农历正月初一，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上午10时起，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虽然天寒地冻，但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北平的市民手执旗帜，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进城。

入城后，第41军干部战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隆冬时节，四面透风的城楼上，屋里没有生火，铺上没有干草，北风吹得“透心凉”。附近百姓多次请战士们到家里烤火取暖，但战士们坚持不进民房，不打扰群众。121师“长岭连”刚到驻地当晚，热心的老乡请战士们进屋住，他们谢绝了。半夜，北风呼啸，群众“合屋并床”腾出几间屋子请战士们住，战士们又婉言谢绝了群众第三次来请。“三请三不进”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

五里桥谈判在平津战役乃至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谈判达成基本协议，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使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免遭战祸、200万北平人民免遭战火涂炭，为新中国首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北平方式”成为各个战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1949年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6月1日，榆林和平解放；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这一方式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来源：北京日报）